水壩建設“狂熱”與環保理念相悖，發達國家掀起“拆壩潮”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世界各國水壩建設發展得非常快，美國胡佛大壩開了世界大型水壩之先河。上世紀70年代，耗資10億美元的埃及阿斯旺大壩竣工后，水壩建設達到了頂峰。在這一段世界，水壩的建設不僅被賦予了經濟意義，還被賦予了人類改造自然，國家經濟強盛等等多重內涵。
但是，進入上世紀80年代，水壩建設“狂熱”開始衰退，隨著人們對環境生態的認識，開始反思大壩對于環境保護和生態領域帶來的負面效應。到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反壩組織和人士認為，應該結束大壩時代。比如國際反水壩運動組織就喊出“讓江河自由奔騰”、“保留最后的原生態河流”等口號。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掀起“拆壩潮”。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建造大型水壩的國家，也成為最早開始拆除水壩行動的國家。比如，2001年10月，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巴拉博河上的一系列水壩被拆除，115公里長的河流得以恢復本來面目。歐洲對數以千計的上世紀50年代以前興建的水庫執照都要求進行重新審核。法國曾因大壩的影響，造成多爾多涅河、賽納河等5條河流中鮭魚的絕跡，現在已為恢復鮭魚的棲息地、復蘇漁業及解決嚴重的淤沙等問題而開始了拆壩行動。
中國掀起大壩建設熱潮，大壩數量占世界總量的一半以上
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進入反水壩運動和“拆壩”運動的同時，中國卻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強度的水能資源開發時期。數據顯示，中國的大壩數量占世界總量的52%，是美國的3倍，印度的5倍，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對能源日益擴大的需求，新世紀的頭二十年正在掀起新一輪的筑壩熱潮。
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汪恕誠在2008年發布的另一項數據表明，近50多年來，我國共建設了8萬余座水庫，其中發電大壩有1.5萬余座。截止2007年年底，中國已建、在建30米以上的大壩有5191座，其中壩高超過200米以上大壩有9座,壩高超過100米的大壩有132座。
2004年初，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與世界資源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險境中的河流———水壩與淡水生態系統的未來》的報告顯示，在全長6300公里的長江上建成、擬建或在建的水壩有46座(主要在其上游金沙江)，長江是世界上擁有擬建或在建水壩最多的河流，這嚴重影響了長江的河流生態。
中國大壩建設面臨移民壓力、生態破壞和地質災害等一系列問題
中國掀起水壩建設熱潮，部分工程耗資巨大且移民安置問題重重
事實上，作為一種耗資巨大的水利工程，與水壩有關的問題也層出不窮，首要面臨的問題就是龐大的移民安置工程。以我國1957年開始修建的黃河三門峽大壩為例，1960年9月，三門峽大壩建成，工程總投資預算為13億元，而工程總結算時實際耗資達40億元。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相當于四十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特別是從1959年起中國正在進入“三年困難時期”。
與投入巨資相伴的是龐大而且問題不斷的移民工程。1955年，為了配合三門峽大壩的興建，陜西開始啟動移民工程。30萬人從被稱作是“陜西省‘白菜心’”的關中平原遷至寧夏、渭北等偏遠地區，飽受遷徙之苦，部分移民移留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決。
同樣，從1994年開始修建2006年竣工的三峽大壩仍舊耗資巨大，建造成本超過2540億元人民幣，130萬人為此進行移民安置，是三門峽大壩的4倍之多，相當于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而近日國務院通過的《三峽后續工作規劃》也承認，三峽工程存在“移民安穩致富”的問題。
修建大壩存在破壞周邊生態環境和人文資源等問題
國內一種支持水壩建設的依據是，水利工程帶來的清潔水電能源可以取代火電污染對于環境的破壞，其實遠非如此。以三峽工程為例，據統計，三峽工程每年發出的清潔水電相當于5000萬噸原煤發電量，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億噸。但是，自2006年進入初始運行期以來，其對長達600公里庫區的生態環境以及長江河道形態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在逐步顯現。
早在2007年9月舉辦的三峽工程生態環境研討會上，湖北、重慶政府負責人就均表示，三峽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質惡化，部分出現“水華”現象，且發生范圍、持續時間、發生頻次明顯增加。部分支流居民飲水源堪憂，特別是香溪河、大寧河、梅溪河等情況突出。2007年豐度縣因支流富營養化而發生5萬人飲用水污染，小江浮萍、水葫蘆瘋長等問題。
此外，三峽工程淹沒涉及重慶、湖北共22個市（縣），共有1087處文物保護項目（含4個單列項目）被列入三峽工程庫區文物保護規劃。為此，有關方面不得不歷時16年投入人員數以萬計搞搶救式的文物保護。
部分大壩沒有充分考慮地質情況，容易引發水災和地質災害
修建大壩如果不充分考慮地質情況，還容易引發水災和地質災害。以黃河三門峽大壩為例，據資料顯示，黃河三門峽水電站1960年9月建成蓄水，1961年下半年，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潼關的河道抬高，到1962年3月其上游渭河潼關河床就抬高了4.5米，渭河成了地上懸河，嚴重危害著關中平原的安全。
大壩建設還容易引發庫區周邊的地址災害。據媒體報道，三峽大壩建成后，重慶市的地質災害隱患點增多，地質災害險情頻繁發生。據了解，目前重慶庫區隱患點已達到10972處，蓄水175米后，已發生地質災害及險情252處（其中新發生172處），有2500余處監測預警點可能復活。
近期國務院頒發的《三峽后續工作規劃》也是一個間接證明。該規劃要求“對受地質災害威脅的農村人口實施避險搬遷，對遷建城鎮、人口密集區和影響重大的地質災害體實施工程治理。嚴格控制地質災害易發區縣城、集鎮建成區規模。”
發展中國家建大壩具有 “秀肌肉”的另類意圖，但亟待民主決策
部分發展中國家熱衷水壩建設，摻雜了對外“秀肌肉”的意圖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賈金生曾對媒體表示，從國際上來看，發達國家大規模建壩高潮已經過了，中國、伊朗、土耳其、印度包括東南亞一些國家還是處于發展期，建設任務仍然非常重，從新建壩數量排序來看，中國、印度、土耳其、日本、巴西排在前面，日本建壩主要是是防洪的需求。
對于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大型水壩建設既有發電的需求，也有對外“秀肌肉”展示國家實力的需求。比如，1970年，埃及在蘇聯人的支持下在尼羅河下游建成了自詡為和金字塔比肩的阿斯旺大壩。但是，大壩建成后僅20多年，大壩對生態和環境的破壞就日益凸顯，給尼羅河沿岸流域的生態和環境持續破壞。
在印度，1972年印度政府正式批準德里大壩的建設。但是由于德里大壩工程突出的問題是資金不足、倉促上馬，導致大壩工程長期拖延未完，對當地居民的生活也造成很大干擾。例如，城鎮排污系統是否要維修，當地醫院、大學、商店是否應當建設，都因為大壩工程拖拖拉拉而變成了不確定因素。毫無例外的是，埃及、印度的上述大壩建設背后，都有蘇聯人的影子，而大壩建設對外“秀肌肉”的目的也十分明顯。
即便發展水電是現實考量，但也一定要廣泛論證、民主決策
有行業專家認為，大壩建設存在環保理想和現實電力需求之間的矛盾，“逢壩必反”的觀念比較極端。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賈金生也認同這種觀點，此前曾表示，水庫大壩發展方向應該是“經濟上可接受、環境可持續、社會協調”。
怎樣才能保證上述原則的落實？一個比較現實的思路就是大型水壩建設一定要廣泛論證、民主決策。在這方面，中國有不少教訓。比如，1955年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水利部召集專家70多人討論，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造的與會者，并和與會專家、官員辯論達七天之久，最終也沒有能夠阻止三門峽大壩的上馬。即便是類似的討論，也更多是閉門式的，缺乏廣泛的論辯基礎，且決策也是由領導來拍板。
在發達國家，大型公共項目的上馬一般都需要國會批準甚至是公共討論。比如，1992年，法國政府發布了《關于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管理的通報》，將協商原則引入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前期研究，并將具體的組織程序定名為“公眾討論”。
結語：在全球反水壩運動蓬勃發展的同時，中國掀起了大壩建設熱潮。中國大壩建設“狂熱”面臨移民壓力、生態破壞和地質災害等一系列問題。即便發展水電是現實考量，但大型水壩建設也一定要廣泛論證、民主決策，避免生態災難的發生。
